面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仅需要通过继续推动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体制改革创新，切实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老年人长期照料筹资与供给、医养结合以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与效率，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挑战。
人口结构变迁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总和生育率的见顶下滑，中国人口逐步转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与社会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中国“塑造”了一个富于“生产性”的人口结构(生产人口大于消费人口)。它不仅保障了更加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储蓄的大幅提升，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能，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伴随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加速了人口结构从“生产型”向“负债型”(消费人口大于劳动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与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
老龄化总体呈现“两高一超一独”趋势
正确把握中国人口老化趋势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根本前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预测成果，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其中，“两高”指的是老年人口“高增长”与年龄结构“高龄化”。未来30年，中国老年人口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特别是2030年以后，年均增长将超过1120万人。与此同时，高龄化进程不断加剧，高龄老人增速显著提升。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超过4亿，接近总人口比重的1/3，届时，大约10%的家庭至少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高龄老人规模将达到1.44亿人，比同期俄罗斯总人口还多，也超过欧洲、北美高龄老人数量总和。“一超”指的是人口抚养比大幅提升，养老负担将超过抚幼负担。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使得老年抚养比预计在2030年前后超过少儿抚养比，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主要压力来源。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至49.9%，约高出OECD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3.9%)6个比点。“一独”指的是家庭小型化趋势下，独居老人规模大幅提升。根据北京大学曾毅团队的估计，1982—2015年间，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从4.40人下降至2.89人，到2050年下降至2.51人。受家庭小型化的影响，独居老人的数量预计将从2010年的1754万快速上升至2050年的5310万。
总之，在总人口逐步转入下行通道、开始惯性负增长的压力下，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与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合力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在未来30年的深刻转变。这一时期，不论在规模、速度还是深度(高龄化)上，中国的人口老化都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加强”阶段。显然，人口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人口结构变化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挑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同其他老龄化国家一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在于影响劳动力供给。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下，65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将持续“压缩”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空间。未来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进入快速下行通道，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目前将减少2亿左右。其次，老龄化程度加深也不利于储蓄与投资增长。一方面，储蓄意愿与能力更强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以消费为主、储蓄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大规模增加，居民储蓄规模与储蓄率都难以再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规模的扩张势必带来医疗、护理及养老保障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压缩”国民收入中用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长空间。此外，从长远来看，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质量提升。而家庭与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或将不可避免地挤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当然，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尽管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中国不仅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较发达国家也存在很大差距。快速老龄化进程让中国在“未富”之时，就不得不面对与发达国家程度相当甚至更甚的“养老压力”，这种“未富先老”局面会在很多方面使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放大，给仍在积极谋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带来更多的挑战。
“老有所养”——养老保险筹资压力增大。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从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与此同时，未来30年，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大幅上升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由此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转轨成本与隐性债务使得当前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筹资压力。如果不能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的到来，筹资压力将“显化”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老有所依”——老年照料家庭负担沉重。来自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照料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老年照料模式。但是，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不断削弱中国未来30年老年家庭照料的人口基础。尽管目前中国老人的平均子女数有5—6人，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中平均每人不到两个子女。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在未来30年步入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庭照料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在机构及社区养老等正式照料服务尚处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仅需要通过继续推动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体制改革创新，切实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老年人长期照料筹资与供给、医养结合以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与效率，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挑战。
积极增加劳动力供给
积极鼓励生育并完善生育保障与服务体系。尽管目前“普遍二孩”政策的实际收效低于预期，但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加劳动力供给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的人口政策不仅仅是单纯放开生育而是配套建立起涵盖“家庭支持、婴幼儿托育、生育医疗保障、女性就业保护”等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生育行为的服务与保障体系。
深入发掘“人口红利”，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尽管不断加深的老龄化程度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但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此，一方面，需要推进实施“终身学习”战略，加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对国民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力度，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未来三十年，少年儿童规模的缩减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让经验与技术水平更加成熟丰富的壮年劳动力成为中坚力量，这些条件有助于通过扩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大幅提升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本水平。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家更加注重对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与训练，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有机融合，还创造出大量新型工作形态。
此外，加强健康投入，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特别对大龄劳动者与老年人，要注重加强职业健康服务和职业病防治，改善职业环境和安全状况。同时，完善医养结合制度，提高医疗服务对老年群体的便捷性与可及性，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对空巢化与少子化趋势，提高机构与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建立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具有更强积累功能(鼓励储蓄)的养老方式，不仅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筹资压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因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新的储蓄动机，保持高储蓄率，增加未来经济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同时提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和收益率，能够大大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合理延长退休年限，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机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养老金筹资压力、提升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应对老龄社会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714907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9-09-06 11:13:30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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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迁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总和生育率的见顶下滑，中国人口逐步转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与社会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中国“塑造”了一个富于“生产性”的人口结构(生产人口大于消费人口)。它不仅保障了更加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储蓄的大幅提升，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能，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伴随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加速了人口结构从“生产型”向“负债型”(消费人口大于劳动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与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
老龄化总体呈现“两高一超一独”趋势
正确把握中国人口老化趋势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根本前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预测成果，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其中，“两高”指的是老年人口“高增长”与年龄结构“高龄化”。未来30年，中国老年人口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特别是2030年以后，年均增长将超过1120万人。与此同时，高龄化进程不断加剧，高龄老人增速显著提升。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超过4亿，接近总人口比重的1/3，届时，大约10%的家庭至少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高龄老人规模将达到1.44亿人，比同期俄罗斯总人口还多，也超过欧洲、北美高龄老人数量总和。“一超”指的是人口抚养比大幅提升，养老负担将超过抚幼负担。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使得老年抚养比预计在2030年前后超过少儿抚养比，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主要压力来源。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至49.9%，约高出OECD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3.9%)6个比点。“一独”指的是家庭小型化趋势下，独居老人规模大幅提升。根据北京大学曾毅团队的估计，1982—2015年间，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从4.40人下降至2.89人，到2050年下降至2.51人。受家庭小型化的影响，独居老人的数量预计将从2010年的1754万快速上升至2050年的5310万。
总之，在总人口逐步转入下行通道、开始惯性负增长的压力下，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与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合力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在未来30年的深刻转变。这一时期，不论在规模、速度还是深度(高龄化)上，中国的人口老化都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加强”阶段。显然，人口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人口结构变化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挑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同其他老龄化国家一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在于影响劳动力供给。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下，65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将持续“压缩”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空间。未来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进入快速下行通道，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目前将减少2亿左右。其次，老龄化程度加深也不利于储蓄与投资增长。一方面，储蓄意愿与能力更强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以消费为主、储蓄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大规模增加，居民储蓄规模与储蓄率都难以再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规模的扩张势必带来医疗、护理及养老保障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压缩”国民收入中用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长空间。此外，从长远来看，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质量提升。而家庭与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或将不可避免地挤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当然，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尽管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中国不仅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较发达国家也存在很大差距。快速老龄化进程让中国在“未富”之时，就不得不面对与发达国家程度相当甚至更甚的“养老压力”，这种“未富先老”局面会在很多方面使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放大，给仍在积极谋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带来更多的挑战。
“老有所养”——养老保险筹资压力增大。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从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与此同时，未来30年，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领取人数预计大幅上升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由此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转轨成本与隐性债务使得当前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筹资压力。如果不能进一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的到来，筹资压力将“显化”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老有所依”——老年照料家庭负担沉重。来自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照料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老年照料模式。但是，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不断削弱中国未来30年老年家庭照料的人口基础。尽管目前中国老人的平均子女数有5—6人，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中平均每人不到两个子女。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在未来30年步入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庭照料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在机构及社区养老等正式照料服务尚处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仅需要通过继续推动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体制改革创新，切实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老年人长期照料筹资与供给、医养结合以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与效率，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挑战。
积极增加劳动力供给
积极鼓励生育并完善生育保障与服务体系。尽管目前“普遍二孩”政策的实际收效低于预期，但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加劳动力供给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的人口政策不仅仅是单纯放开生育而是配套建立起涵盖“家庭支持、婴幼儿托育、生育医疗保障、女性就业保护”等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生育行为的服务与保障体系。
深入发掘“人口红利”，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尽管不断加深的老龄化程度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但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此，一方面，需要推进实施“终身学习”战略，加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对国民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力度，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未来三十年，少年儿童规模的缩减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让经验与技术水平更加成熟丰富的壮年劳动力成为中坚力量，这些条件有助于通过扩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大幅提升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本水平。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家更加注重对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与训练，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有机融合，还创造出大量新型工作形态。
此外，加强健康投入，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特别对大龄劳动者与老年人，要注重加强职业健康服务和职业病防治，改善职业环境和安全状况。同时，完善医养结合制度，提高医疗服务对老年群体的便捷性与可及性，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对空巢化与少子化趋势，提高机构与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建立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具有更强积累功能(鼓励储蓄)的养老方式，不仅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筹资压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因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新的储蓄动机，保持高储蓄率，增加未来经济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同时提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和收益率，能够大大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合理延长退休年限，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机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养老金筹资压力、提升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应对老龄社会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714907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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