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梅芳，去年碰上了农民身份的一次巨大变现机会：她位于奉贤区浦秀村的老宅，在上海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政策下，换成了一套在建的高层住宅，和一大笔现金。

　　“正好给两个儿子留些财产。”梅芳一面感慨自己还有些“剩余价值”，却又不免发愁，进城生活会不会习惯?

　　这一年来，梅芳数次被儿子接到城里的公寓楼住下，每次待不过一周，她便嚷嚷着要“回家”。

　　她能“回家”吗?

　　村办养老社区爆火，排队等候遥遥无期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也被称作农民“上楼”，这在国内许多城市已成必然之势。它不光是土地高效集约化利用的破局之法，也被农村家庭视作改变身份命运的机会之窗。

　　仅在上海市奉贤区，就已有不少村民自愿“上楼”。当地可供分配的现房供不应求，期房的建设亦是如火如荼。

　　然而，离开乡土后，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和梅芳一样，虽然满足了子女“上楼”的心愿，却也只能深埋自己不愿离乡养老的“守土情结”。

　　为了解决农村老人就地养老问题，上海市民政部门前几年专门出台《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年)》，鼓励利用农村存量资源发展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在奉贤区，浦秀村、五宅村、吴塘村、吴房村、存古村等地率先探索为“上楼”老人“重建家园”，如今已经建成一批因地制宜、形态各异的养老社区。

　　吴塘村的养老社区，原本是村里一排闲置的农民房。村委会将其整修后，隔成了19间拥有独立厨卫的30平方米小屋。村民每个月交200元租金，即可入住。

　　但让吴塘村党总支委员潘春燕没想到的是，有入住意愿的村民远远超过村委会可提供的房间数量。为公平起见，村委会只好让老人按年龄大小排队入住。“目前才刚刚排到83岁，年纪更小的村民只能等待有人退租，或者是去世。”

　　不过迄今为止，这些养老社区还没有出现退租情况。“在养老社区终老”，是里面老人的普遍心态。

　　吴房村有闲置农民房55间，两年前，村委会将其按照统一规格改造，形成一片养老社区，共可承接31户村民。

　　沈嬢嬢颇有运气，搬进来时，恰好占据了最后的“席位”。虽然她不日就将拿到置换后的新房，但她仍坚持认为，这里就是她将来的“家”。

　　村民与城市存在多重隔阂，养老社区是最后的“精神家园”

　　为什么村里建的养老社区突然火了?想解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上海农村老人为什么不愿进城养老。

　　“城里没有朋友”“城里不能种地种菜”“腿脚不好”……这是老人给出的答案。但老人与城市的隔阂，显然不止于此。记者发现，一些上海农村老人对城市生活存在某种“感官排斥”。

　　目前已入住浦秀村养老社区的梅芳，第一次到城里儿子家过夜，就“浑身不适宜”。

　　85岁的陈林芳觉得，住在乡下，哪怕一个人待着也不害怕。住城市高楼里，房门一关就孤独得很。

　　阮连珍如今在吴塘村养老社区独居，儿子儿媳每周来看望她一次，她却从不去对方家里做客。她说，“城里住一天，回来要刮痧刮三天。”

　　记者一再追问下，阮连珍说出不愿进城养老更为直接的一条理由：“电梯摁不来的，怕被别人笑话。”

　　可以想见，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许多老人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经验全然失效了。一部电梯、一个电子门禁，就足以令他们感到手足无措。

　　而经济、文化水平差异带来的自卑感，更是让人际、代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尴尬。

　　梅芳儿子居住的小区有个花园，里面常聚集着很多老人。梅芳从不敢和他们打交道。有时陪孙女一起下楼，她会因为跟不上孙女的脚步而感到抱歉。

　　相反，回到乡村，回到农民当中去，老人却如释重负。记者在养老社区里看到的梅芳，并不像她描述的那样胆怯、畏缩。她可以和村干部、年轻社工们侃侃而谈。讲起 “自己如何独自从城里坐车回乡”的经历时还眉飞色舞，透着一股自得。

　　而对子女来说，老人归乡，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吴房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玉诗说，“其实很多人都不忍心父母别别扭扭地进城养老。一听说我们有养老社区，都主动帮父母缴纳租金，办理入住。父母晚年有了保障，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上楼’红利。”

　　还有一些讳莫如深的传统观念，左右着农村老人的养老选择。许多老人入住养老社区后，向村干部反映的“当务之急”，不是吃穿住行之类，而是要尽快辟设白事专用的公共祭拜点。

　　吴塘村养老社区在住房紧俏的情况下，还是挤出两间来，供老百姓备办白事。吴房村里，村干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村民便主动出击，并看准了田间一处废弃的农用房，交由村委会加紧改造。

　　在养老社区里，这尽管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仍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村民代代相接的传统观念。村里的养老社区，既是老人的家，也被他们视作最后的精神家园。

　　“床位”式养老社区当下遇冷，农村乡土观念是最大阻碍

　　眼见养老社区供不应求，不少乡村动起了扩大规模的脑筋。而实际操作中，又屡屡碰到建设成本、土地空间利用、后续管理等多方面问题。

　　吴房村曾设想在现有基础上，再回租一些农民宅基地进行改造。“不过村集体自主改造压力大，社会资本看不到利润又不愿投入。”王玉诗说。

　　更为关键的是，该种模式虽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民住房的相对集中，但仍需要不少土地空间。一些村干部表示，“目前并没有可用于扩建的土地指标。”

　　为了规避上述痛点、难点，浦秀村的养老社区则采取了另一种建设方式。村书记冯建军介绍，村里改造了一座原有的3600平方米集体所有厂房，并按照长者照护之家标准，设计了95张床位，高效利用资源。

　　社区还聘请了充足的护理员、厨师，划分出综合服务区、休闲娱乐区、医疗服务区、生活服务区等，提供包揽式养老服务。老人每月只需缴纳2000多元床位费，享受的服务水平，基本可达市面上收费5000元左右的民建民营养老院标准。

　　理性测算，上海一个农村老人每月农保及其他保障性收入可以达到1600元左右。如果子女再接济一些，是完全可以住得起这样的养老社区的。然而截至目前，浦秀村养老社区仅入住了11位老人，尚不到其负载能力的九分之一。

　　“关键在于老人的乡土观念。”冯建军说。所谓乡土观念，不仅包含老人对土地的态度，也包括老人基于乡土的金钱观、价值观、消费观等等。

　　“上海农村老人的消费观，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可支配能力。”近年来，奉贤为农村9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餐，80岁以上吃一餐4元，政府补贴6元，优惠力度仍然很大。但许多村干部表示，“订餐的人并不多，90岁以上占大多数。有些老人明明有需要，宁可熬到90岁以后再订。”

　　浦秀村的养老社区落成后，亦有不少想要入住的村民过不去心里价位这道“坎”。

　　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合力，能否探出一条可持续之路?

　　尽管农村老人的理念进步，还不足以让浦秀村养老社区实现短期盈利——冯建军说，养老社区每月固定运营成本达到8万元，要想实现收支平衡，入住老人至少要达到40个——但奉贤区民政部门认为，这种更加集约化、高效运作的农村就地养老模式很有推广的意义和价值。

　　就在今年，同类型的养老社区在存古村、五宅村等地也基本完成建设。

　　不过，相关政府部门也已经意识到，集中居住的大趋势下，农村老人“不离故土”养老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凸显，单方面依靠基层创新治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为了降低村集体投入养老社区的前期成本，奉贤区鼓励国有企业参与建设改造。浦秀村与开伦集团结对，存古村与奉贤区经发公司结对，实现精准定向帮扶。

　　后期经营中，不仅上海市民政局作出政策倾斜，给予这一类养老社区每个床位1万元建设补贴;奉贤区也规定了区镇两级要按照1∶1配套，给予各养老社区一次性建设补贴和前三年的运营补贴，以期通过各方的合力，逐步培育出能够被老百姓接纳和欢迎的家门口就地养老设施。

　　如今，率先运作的浦秀村养老社区，又遇到了新问题。

　　浦秀村民政干部老金，原是冯建军手下的得力干将。自从养老社区开始运作，老金时常不见踪影。“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变成养老院院长，工作量增加了数倍。”

　　老金介绍，养老社区当前的管理和运营主体均来自本村。“村委会整体协调把控，10个工作人员从本村及邻村村民中招募。聘请的第三方专业养老机构，主要负责培训指导。”

　　村委会亲力亲为，大大增加了人力管理成本，也加重了村行政班子的负担和风险。但眼下看来，这已然是最优解。

　　“我们也想过把运营权交给第三方，但实在难以操作。”冯建军认为，养老社区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本镇、本村老人就地养老的问题。“如果交给专业养老机构运作，为了实现盈利，势必就要扩大老人的招收范围，长远来看，会损伤本地老人的利益，扭曲养老社区的建设初衷。”

　　未来，养老社区要想走出一条可持续的路子，光是探索建管及运营模式，还远远不够。而是应当进一步制定规则，建立一套责权清晰、财力协调的保障机制，避免基层治理单位过度担责，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真正实现农村老人住得起、住得惯、住得踏实。

　　据悉，到2025年，奉贤区计划建成13家养老社区，实现街镇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