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七普数据公布、延迟退休“板上钉钉”，养老话题不断被搬上台面。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的养老床位数为31张，未达到十三五规划的“35到40张”标准。与此同时，“养老护理员缺口已达上百万”“四部门警示养老骗局”等新闻也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我国的养老困境。

　　面对“大量群体需要社会服务，但社会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以及养老领域越发凸显的“信任危机”问题，关乎2.64亿人口的养老难题该何去何从?

　　5月25日，在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非营利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提出了“特殊需要信托”这个切口。在金锦萍看来，信托天然带有“对抗僵硬体制”的柔和性，能同时撬动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力量，让不同群体愿意贡献资源，产出养老服务。

　　特殊需要信托：“老有所依”的可能性

　　“对于老年人来说，都有可能在人生最后阶段面临失能失智问题。”金锦萍介绍，目前我国作为公权力机关的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给付能力都存在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引入特殊需要信托”或许能提供一种“老有所依”的可能性。

　　所谓“特殊需要信托”，意在为老龄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照顾护理、生活品质的改善等提供信托资金支持，同时不剥夺其获得基本社会福利的资格。信托资金的来源可以是受益人本身(自益型)，也可以是除受益人以外的人(他益型)。

　　“一旦财产被设定为信托，无论委托人破产、死亡或者解散，都不影响信托的存续。”在金锦萍看来，特殊需要信托所具备的财产独立性能始终保证受益人的利益。

　　追溯根源，特殊需要信托形式最早被美国以立法形式确定，随后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衍生出新的机制和路径。2020年，我国深圳市落地了地方性办法，以“公益信托”的名义将特殊需要信托制度引入中国大陆。

　　“现在的难点在于没有非营利组织愿意参与进来，一方面是定价问题，另一方面是信任问题。”金锦萍说。

　　涉及到养老服务，“定价”二字是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在金锦萍看来，假如要设置以老年人为受益人的特殊需要信托，很难定价，“因为很难知道老人寿数”。此外，由于每一个老年个体都具有特殊性，什么时候失能失智、持续多长时间都是未知数，因此，怎样划定服务级别、服务质量和价码，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资金池做调济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在地方进行试点，让财力比较雄厚的地方把模式推进起来，说不定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用上。”金锦萍提及，从目前的实操情况来看，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模式可供借鉴，即由政府设立具有公权力属性的机构，为服务提供机构进行运营补贴，鼓励设立有利于老龄人利益的信托。

　　养老如何打破信任桎梏?

　　除定价问题外，特殊需要信托在我国推行的另一桎梏在于“信任”问题。

　　“美国采用多元主义模式，靠舆论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政府在里面的作为空间不大。但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政府直接出面解决社会信任问题和托底难题。”在金锦萍看来，新加坡、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愿意托底，是某种程度上的“以小博大”，政府提供平台，以撬动大量的个体家庭财产进入到养老领域。

　　具体到我国，不久前，全国老龄办等四部门曾联合发出风险提示，警示“以‘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养老领域爆雷频出，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民众对养老相关领域的不信任。

　　为此，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表示，尽管信任问题是始终绕不开的难题，但我国现有的民间实践能提供某种借鉴。

　　据梁春晓介绍，宁波奉化有一个佛教养老机构，150多位老人免费住在里面，每年年末，机构都有资金结余。“佛教养老机构有捐赠的传统，有生前捐赠，也有身后捐赠。”在梁春晓看来，佛教养老机构就扮演着“特殊需要信托”概念里的受托人角色，“大家都信任它”。

　　此外，据悉龙海寺也有一个养老机构，每位老人每月交200元，机构运营的大量资金来源于捐赠，由于大量服务的提供者是志愿者，在这里，普通养老机构运营的两大难题(信任和服务)迎刃而解。“民间已经有了很多探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制度化。”梁春晓补充说道。

　　关于信任问题，金锦萍的看法更为“现实”。“实际上，老年人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也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不信任别人能怎么办呢?”在金锦萍看来，尽管听起来很悲凉，但当每个人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托付出去是一种幸福。

　　“当然，还需要匹配相应的信息公开制度、评估制度、监督制度等等，信不信是一回事，归根到底需要从制度层面本身提供一种架构。”在金锦萍看来，现阶段，只能先尝试着做，“把大量需求放进去，供给侧改革自然会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