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间，虽然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乡城和城乡迁移流动，如大跃进时期、三线建设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但目前概念上的流动人口的出现和大规模扩张，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流动人口规模从最初的几百万迅速持续增加到2.4个亿，经历了剧烈的规模与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中国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居住的形态上，中国人口从最初城乡分割下的两大类别(市民与农民)几乎演化成了三大类别：居住在城市的市民、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以及暂住城市、家在农村的流动人口(农民工)。
流动人口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相发展的特殊群体或类别，是短期存在的现象，还是应该长期存在的现象?了解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价值。
“离土不离乡”时期：以临时性工作为主
1978年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首先从广大农村地区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使得规模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同时，中央开始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发展政策，积极倡导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就业。加之，当时正处于改革之初，国家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并未过多地触及城市就业。所以，“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成为当时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的重要渠道。
在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规模增长迅速。根据1982年“三普”和1990年“四普”数据估算，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由657万突升至2135万，短短8年间增长了近2.25倍，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的占比从0.66%跃升至1.89%，流动人口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第二，以省内迁移流动为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集中在乡镇，一般到就近的企业工作。例如，中国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率先异军突起，开创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第三，就业性质灵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以临时性工作为主，一般为中期工或短期工。外出的农民工依然占据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大多选择在农闲时流出务工，农忙时回乡务农。
第四，性别结构不均衡。全国流动人口在1982年“三普”数据中的性别比为84，但在1990年“四普”数据中，男性占比远远超过女性，性别比达到历史峰值125。其原因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从农村外出打工的多数是比较闲散的、非农业生产“主力”的女性劳动力，同时南方最早诞生的“三来一补”(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企业，也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线上简单工作的劳动力，于是“打工妹”应运而生。但后来，随着这些进城务工的“非主力”劳动力的收入大大超过在农村务农的“主力”劳动力(男性壮劳力)，农村男性青壮年人口也被吸引进入到打工大军——原来“打工妹”的一统天下变成“打工妹”和“打工仔”的二分天下，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发生逆转，男性在数量上从少数变成了多数。
“离土又离乡”时期：务工经商是首位流动原因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转变，从“就地转移”调整为“城乡通开”，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积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使长期囿于“就地流动”的迁移流动“势能”得以释放。
由于市场环境更加宽松，大批的外企、外资进驻东南沿海地区，且多集中在技术不高、投资少、风险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文化程度不高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务工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
同时，更有许多流动人口被城市民营经济氛围所吸引，促使其“远离故土”来到城市，勇于投身到市场激流中，成为个体经营者，并逐渐迁移流动到小城镇，进而向各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迈进。
在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省际流动比例快速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离土又离乡”的跨省异地流动成为热潮。1990年流动人口中约3/4为省内流动，随后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快速提升，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36.4%，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比例达到峰值(46.1%)。
第二，“务工经商”成为首位流动原因。考察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可以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经商逐渐取代乡镇企业就业，成为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首要原因。2000和2005年，该流动原因所占比例均超过一半，分别为55.1%和53.1%。
第三，流向分布趋于集中化。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规模处于高速增长之中，2005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1.47亿，并流向不同的地区。其中，东、中、西三大区域吸纳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64.5%、17.2%和18.3%，东部地区一直是吸纳流动人口最多的集聚地。
第四，性别结构趋向均衡化。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断加入到流动人口的队伍中来，并且举家流动也成为常态，因而，流动人口的性别比逐渐降低，2000年降至107，2005年进一步降至101,2008年虽略有提升，但仍仅为103(段成荣等，2008)。
“离土不回乡”时期：“80、90后”新生代成为主力军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企业缩减就业岗位，引发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但2010年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发生了重要调整，由外需依赖型逐渐转向内需主导型，由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同时，由于前期高等教育急速扩张，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会新增约8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绝大部分都属于非本区(县、市)户籍人口，并选择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异地就业。除过年过节之外，他们很少回乡。这部分具有高学历，较为年轻，且具备专业职业技能的长期固定生活在城市的新型人口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完美契合，使中国人口流动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总体规模稳中有降。自2008年流动人口突破了2亿人次以后，2010~2015年，流动人口增速维持在年均2%左右的低水平。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达到近些年的最高值，2016和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分别比前一个年份减少约100万人。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出递减态势，但基本稳定在2亿人以上。
第二，家庭化趋势明显。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前的“单身”流动，携同配偶的“已婚”流动比例逐年攀升，越来越多的“流动夫妻”选择在流入地定居下来。“六普”数据显示，独身流动者、两代户和三代户分别占到流动家户总数的26.76%、38.52%和5.04%。流动人口正从夫妻共同流动阶段迈向家庭化流动阶段。根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统计，流动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已经达到2.5人以上。
第三，“80、90后”新生代成为主力军。当前，“新生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以“80后”和“90后”为主)。2017年流动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高达65.1%，其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90后”占比紧随其后，为24.3% 。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仍以农业户口为主，其中农业户口占77.6%，非农户口占14.1%，农转居民、非农转居民和居民户口占据很小比重。
第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并且，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体大幅提升，集中表现为初中及以下比例的持续下降和高中及以上比例的持续升高。1990~2010年，初中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占比最高，比例超过40%，到2015年，流动人口已经实现了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占比提升至45%以上，成功实现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升级换挡。
[作者翟振武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宇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石琦系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文章节选自“流动人口走向何方”(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
2019-06-27 10:55:20
来源: 澎湃研究所 作者：翟振武 王宇 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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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相发展的特殊群体或类别，是短期存在的现象，还是应该长期存在的现象?了解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价值。
“离土不离乡”时期：以临时性工作为主
1978年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首先从广大农村地区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使得规模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同时，中央开始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发展政策，积极倡导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就业。加之，当时正处于改革之初，国家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并未过多地触及城市就业。所以，“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成为当时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的重要渠道。
在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规模增长迅速。根据1982年“三普”和1990年“四普”数据估算，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由657万突升至2135万，短短8年间增长了近2.25倍，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的占比从0.66%跃升至1.89%，流动人口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第二，以省内迁移流动为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集中在乡镇，一般到就近的企业工作。例如，中国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率先异军突起，开创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第三，就业性质灵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以临时性工作为主，一般为中期工或短期工。外出的农民工依然占据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大多选择在农闲时流出务工，农忙时回乡务农。
第四，性别结构不均衡。全国流动人口在1982年“三普”数据中的性别比为84，但在1990年“四普”数据中，男性占比远远超过女性，性别比达到历史峰值125。其原因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从农村外出打工的多数是比较闲散的、非农业生产“主力”的女性劳动力，同时南方最早诞生的“三来一补”(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企业，也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线上简单工作的劳动力，于是“打工妹”应运而生。但后来，随着这些进城务工的“非主力”劳动力的收入大大超过在农村务农的“主力”劳动力(男性壮劳力)，农村男性青壮年人口也被吸引进入到打工大军——原来“打工妹”的一统天下变成“打工妹”和“打工仔”的二分天下，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发生逆转，男性在数量上从少数变成了多数。
“离土又离乡”时期：务工经商是首位流动原因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转变，从“就地转移”调整为“城乡通开”，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积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使长期囿于“就地流动”的迁移流动“势能”得以释放。
由于市场环境更加宽松，大批的外企、外资进驻东南沿海地区，且多集中在技术不高、投资少、风险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文化程度不高又吃苦耐劳的农村务工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
同时，更有许多流动人口被城市民营经济氛围所吸引，促使其“远离故土”来到城市，勇于投身到市场激流中，成为个体经营者，并逐渐迁移流动到小城镇，进而向各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迈进。
在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省际流动比例快速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离土又离乡”的跨省异地流动成为热潮。1990年流动人口中约3/4为省内流动，随后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快速提升，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36.4%，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比例达到峰值(46.1%)。
第二，“务工经商”成为首位流动原因。考察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可以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经商逐渐取代乡镇企业就业，成为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首要原因。2000和2005年，该流动原因所占比例均超过一半，分别为55.1%和53.1%。
第三，流向分布趋于集中化。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规模处于高速增长之中，2005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1.47亿，并流向不同的地区。其中，东、中、西三大区域吸纳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64.5%、17.2%和18.3%，东部地区一直是吸纳流动人口最多的集聚地。
第四，性别结构趋向均衡化。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断加入到流动人口的队伍中来，并且举家流动也成为常态，因而，流动人口的性别比逐渐降低，2000年降至107，2005年进一步降至101,2008年虽略有提升，但仍仅为103(段成荣等，2008)。
“离土不回乡”时期：“80、90后”新生代成为主力军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企业缩减就业岗位，引发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但2010年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发生了重要调整，由外需依赖型逐渐转向内需主导型，由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同时，由于前期高等教育急速扩张，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会新增约8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绝大部分都属于非本区(县、市)户籍人口，并选择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异地就业。除过年过节之外，他们很少回乡。这部分具有高学历，较为年轻，且具备专业职业技能的长期固定生活在城市的新型人口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完美契合，使中国人口流动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总体规模稳中有降。自2008年流动人口突破了2亿人次以后，2010~2015年，流动人口增速维持在年均2%左右的低水平。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达到近些年的最高值，2016和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分别比前一个年份减少约100万人。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出递减态势，但基本稳定在2亿人以上。
第二，家庭化趋势明显。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前的“单身”流动，携同配偶的“已婚”流动比例逐年攀升，越来越多的“流动夫妻”选择在流入地定居下来。“六普”数据显示，独身流动者、两代户和三代户分别占到流动家户总数的26.76%、38.52%和5.04%。流动人口正从夫妻共同流动阶段迈向家庭化流动阶段。根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统计，流动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已经达到2.5人以上。
第三，“80、90后”新生代成为主力军。当前，“新生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以“80后”和“90后”为主)。2017年流动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高达65.1%，其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90后”占比紧随其后，为24.3% 。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仍以农业户口为主，其中农业户口占77.6%，非农户口占14.1%，农转居民、非农转居民和居民户口占据很小比重。
第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并且，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体大幅提升，集中表现为初中及以下比例的持续下降和高中及以上比例的持续升高。1990~2010年，初中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占比最高，比例超过40%，到2015年，流动人口已经实现了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占比提升至45%以上，成功实现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升级换挡。
[作者翟振武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宇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石琦系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文章节选自“流动人口走向何方”(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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